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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ry 的博客

与其怀旧,不如创新

 
 
 

日志

 
 

刘易斯拐点 与 人口红利  

2011-03-11 12:34:22|  分类: 认识世界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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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

2011年03月10日 - Larry - Larry 的博客

 

第十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发展经济学的成就者、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领导者和先驱--刘易斯全名为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于1915年1月23日出生在原英属西印度群岛圣卢西亚岛(现为圣卢西亚共和国)一个黑人移民的家庭。1932年,刘易斯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经济学,1937年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40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直至1948年。1948年,刘易斯到曼彻斯特大学担任斯坦利·杰文斯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1951年任联合国总部不发达国家专家小组成员,1957~1959年任加纳共和国总理经济顾问,1959~1960年任联合国特别基金的代理 人,1959~1963年任西印度大学第一副校长,1970~1973年任加勒比地区开发银行第一总裁。1963年被英国女王晋封为勋爵。 同年应邀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从1968年起他在该校公共和国际事务的伍德罗·威尔逊学院担任詹姆斯·麦迪逊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并兼任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联合国皮尔逊委员会成员。1986年,刘易斯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住在巴巴多斯岛上,住所就在西印度大学的科维·希尔校园附近。1991年,刘易斯在他的住所去世。 刘易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对发展中国家贫困及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的内在原因的研究,他所提出的著名的“二元经济”模型理论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并引起了广泛的科学辩论,由此形成了对刘易斯原来的前提的一系列发展和补充,该模型亦被运用于实际以验证其应用性。有趣的是刘易斯的简单模型分析不只表明了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本原因,也有助于对第三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统计发展模式做多方面的透视

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发表了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自己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他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把沉积在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干净,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时为止(这时到来的即为刘易斯第二拐点,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二元经济完全消解,经济开始进入新古典主义体系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便是按新古典学派的方法确定的均衡的实际工资。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
刘易斯转折点”。
  1972年,刘易斯又发表了题为《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两个转折点的论述。当二元经济发展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第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在“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二元经济发展到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第二阶段后,随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
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足以超过人口的增长,该部门的工资最终将会上升。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也就是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意味着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开始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第二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二拐点”开始到来。显然,“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与“刘易斯第二拐点”的内涵是不同的,都具有标志性的象征意义,前者的到来为后者的实现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但后者的意义是决定性的。对照“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中的三阶段划分,该模型中从第一阶段转化到第二阶段的过渡点即为 “刘易斯第一拐点”,该模型中从第二阶段转化到第三阶段的过渡点即为“刘易斯第二拐点”。

刘易斯认为,在一国发展初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式生产的“维持生计”部门(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一个是以现代生产方式生产的“资本主义”部门(以工业部门和城市为代表)。农业部门人口多、增长快。由于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其边际生产率非常低甚至为零,农业部门出现大量劳动力剩余。此时,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农业部门就将涌入大量劳动力至工业部门,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所谓“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即指劳动力供给曲线在既定工资水平下具有无限弹性。“既定工资”即是农业部门劳动力维持生活需要的最低收入水平。)
  随着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农业中劳动的边际产出量降为零。此时,农业部门中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当工业部门提供既定水平工资时,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工业部门不断扩张。由于在既定工资水平上,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工业部门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将所获得利润转化为再投资,将规模不断扩大直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完,这个时候工资便出现了由
水平运动到陡峭上升的转变,经济学上称之为“刘易斯拐点”。
编辑本段与人口红利的关系
  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由于年轻人口数量增多形成的廉价劳动力,提供给经济发展相对便宜的要素价格。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廉价劳动力是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这一点,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
  而“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似乎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目前我们面临的“拐点”更多的是指 “初级劳动力”领域,相对应的,以技师、技工为代表的“中级劳动力”数量却越来越不足(大学本科生以上的“高级劳动力”倒是在增加,但质量并不乐观),这更加加剧了未来发展的风险。
编辑本段是挑战更是契机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即将结束,“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关于“确切的时间”是否2009年,有没有这么快,当然见仁见智,但劳动力短缺在
中国的出现绝非危言耸听,它总有一天会到来,而且时间不会很久,“民工荒”就是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征兆。
  毋庸讳言,数目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在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旦这个重要角色出现市场短缺,对于整个经济大戏的挑战是巨大的。那种粗放的、低水平的、劳动力密集的经济增长点,将面临严重的萎缩。
  人口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人口红利”不可能无限期延续。因此我们必须考虑与“人口红利”相伴相随的“人口诅咒”——当我们过分依赖廉价劳动力优势时,久而久之便会失去创新的能力,以致在“人口红利”枯竭时,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的境地。这个意义上,“刘易斯拐点”不啻为一种“倒逼”,跨过这道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番崭新的广阔天地。
  同样,因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无可避免,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一场“重生”。那些粗放而低技术含量的增长点,该萎缩的尽管让它萎缩;那些仅仅看重我们廉价劳动力的资本,该走的尽管让它走——丢掉这些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能够实现产业升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
产品附加价值,把传统制造业改造为先进制造业,提高核心竞争力。
  “刘易斯拐点”是形成一个健康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良好契机。一方面,民工荒实际上是民工权利荒,民工短缺实际上是权利短缺或制度短缺,这就需要我们在保护民工权利方面做更多的工作;另一方面,要加强教育供给,尤其是职业技能教育供给,提高劳动力质量和水平,满足产业升级后的劳动力市场需求。
  专家提醒:沿海、珠三角地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产业调整尤应注意力度
  2008年8月3日,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张捷在“全球视野下的广东现代化之路”学术论坛上提出了“‘刘易斯拐点’出现,让珠三角“民工荒”提前了20年”这一观点,他特别提醒,广东实行产业转移时,调整要适度,以防过多密集型产业倒闭。
  张捷说,广东如果要实行产业调整,首先要考虑清楚对现有的
劳动密集型产业如何处置。既不能全部关掉,也不能全部向内地转移。他认为,广东实行产业转移时,调整要适度,以防过多密集型产业倒闭,以致重新回到劳动力大量过剩的局面,也即“刘易斯拐点”逆转。
  他认为,政策一定要适度,给劳动密集型产业一个空间。可以考虑就地升级,向自主品牌、高附加值发展。不过,人力资本要求比较高,在创新环境和制度文化等方面也必须作出调整和改善。
  简而言之,在“刘易斯拐点”之前,是人求工作,不涨工资也会有源源不绝的劳动力;在“刘易斯拐点”之后,是工作求人,不涨工资就找不到合适的员工。春节后,
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其中,广东珠三角地区用工缺口达200万。常年约有1200万农民工外出打工的人口大省、民工大省安徽,如今也出现了“用工荒”。“有专家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正在枯竭,用工荒正成为内地普遍现象,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加速丧失优势”。这是否说明中国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2010年2月21日《武汉晚报》、《新快报》) 早在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报告就曾提醒:我国的劳动力正由过剩向短缺转变,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当时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出现的“招工难”,也为这种观点提供了部分验证。没料到随后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外部需求萎缩,出口加工业收缩,大批农民工被迫返乡,有机构预测就业岗位缺口达千万个之多。一时间,“刘易斯拐点”之说似乎不攻自破。
  可是,随着经济强劲反弹,“保增长”大局已定,“用工荒”又浮出水面,而且大有从沿海地区向
内陆省份蔓延之势。其实,如果不是将“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机械地设定在某个时间点,而是将其视为一个过程,经济危机等因素有可能提前或延后“拐点”的出现;那么,判断中国正在或即将出现“刘易斯拐点”是基本符合实情的。
  民工大省的“用工荒”,可看作是劳动力市场为“刘易斯拐点”拉响的警号。对于这一警号,在劳动力市场中交易的企业和农民工的反应敏感而迅速。比如,在地处安徽的
广德开发区,“我们这里的工资水平基本跟江浙一样,待遇并不差”;开发区内企业给工作中的年轻工人播放流行音乐;新一代农民工选择在家乡打工;等等。倒是身处市场之外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千万不要误解了这一警号。
  “用工荒”并非意味着传统劳动力密集产业加速丧失优势。且不说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还不到
美国的十分之一,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优势不会立刻丧失;更不用说中国的劳动人口总量巨大,到2030年仍有9.7亿,比现在的总量还要大,届时劳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约为67%,仍高于现在的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虽然断言“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却仍认为“我国在劳动力供给方面的优势会长期保持”。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就业群体,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千万不可将“用工荒”的警号误解为政府可以放弃积极的就业政策,恰恰相反,劳动力的短缺正因存在制度约束,还不能完全自由流动。“民工荒”实际上是“民工权利荒”,民工短缺实际上是权利和制度的短缺。政府应将“用工荒”作为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契机和动力,改革税收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和
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农民工子女就学、职业技能教育等公共产品;而不是通过修改法律等手段将政府责任转嫁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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